2016-10-26 王见 来源：农业环境科学
访谈人：王见（农业环境科学学报编辑）
访谈对象：陈怀满（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环境保护和环境土壤学的研究工作，包括土-水-植物系统中的污染化学、环境质量、环境容量，矿区生态环境整治、环境监测、污染环境的防治与修复等研究）
谈求学与治学：从事土壤环境保护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
王见：您跟土壤环境打交道几十年?
陈怀满：我1965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从1967年就开始了土壤环境保护的工作。我是化学系学生，我的专业是化学，五年制，然后从事了土壤环境保护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
王见：您是学化学的，跟土壤学应该是两个学科?
陈怀满：是的，所以必须有一个再学习的过程，即在化学的基础上补充工作中所需要的土壤学知识。非常幸运的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始终有机会集中精力专心科研工作，并努力学习土壤学等有关知识。
1979—1982年我到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菲律宾大学(UPLB)读硕士(土壤化学)，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高等土壤化学、土壤地理、土壤肥力、生物化学、数理统计等课程，用了2年多时间完成了学业。这段经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对科研能力等各个方面的提升，特别是对思路的拓展很有帮助，因为接触的基本都是比较严谨的教授和科学家。
国际水稻研究所土壤化学系的系主任是我当时的导师，他本身是读物理化学的，在渍水土壤化学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有着广泛的世界影响力，是当时国际水稻研究所唯一的一个首席科学家，人非常好。
我当时选择论文题目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给我的回答是：你们国家需要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非常有国际视野。我在那里学习到了不少土壤学等方面的知识。
王见：您还记得您当时做的论文吗?
陈怀满：硕士论文的题目是：Cadmium Uptake by Wetland rice as Affected by Addition of Cadmium, Phosphorus and Zinc Compounds，是关于水稻对镉的吸收以及外源镉、磷和锌的影响的，在当时是相当有前瞻性的研究课题。
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我是恢复学位以后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当时要做论文是不能利用自己参加的科研任务作为题目的，论文必须是独立的题目，也就是不能将任务作为论文的内容。
我整整花了3年的时间来做论文，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科研以外的时间就是做论文。最终我按时完成了攻读博士期间的所有课程和毕业论文，博士论文题目是：四种土壤和胶体对镉的吸附和解吸以及对水稻吸收镉的影响。
我当时做的盆栽有几百个，跟现在的有点儿不一样，我们做的盆栽是用白瓷盆装6公斤土壤。那个时候在温室里面做实验，为了控制温度的影响，盆子都要放在水浴当中。另外做的组合非常多，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土壤都是有代表性的，都是自己去采的。
比如说我当时做了4种土壤，一是砖红壤，是广东徐闻的;二是红壤，是江西进贤的;三是砂浆黑土(青黑土)，是安徽宿县的;还有一种黄种壤，是南京下蜀的。
我们当时采的土壤都是非常典型的，研究中设置的各种组合由于性质和剂量不同，实验效果也有差异，另外其他因素方面的影响也不一样，当时做了非常多的数据。
两位导师说你这么多数据，将来怎么收场呢?就是说数据这么多，怎么把这个工作总结好?所以当时压力非常大，一天到晚查资料，考虑怎样处理数据，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利用吸附势和解吸势的概念，将土壤固定镉的能力跟植物吸收镉之间联系起来，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当时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
谈教书育人：多与年轻人沟通交流
王见：您给学生上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怀满：1988年开始，我教高等土壤化学。在实践中结合一些问题供大家交流，带他们年轻人来进行讨论。我想这是培养年轻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和方法，通过交流，对相关学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讨论，对年轻同志的成长还是很重要的。
我非常喜欢跟年轻同志在一起，我现在还在给研究生上课。每学期的环境土壤学，我都会去讲一讲，我退休以后还到学校教了7年的书，这与我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和菲律宾大学学习时老师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当时我的老师对我讲，你绝对不要单独地去搞科研，除了搞科研之外你一定要去搞教学，这样既能更好的促进科研工作，又能不断地丰富教学内容，这个对我来说启发非常大。
谈土壤环境研究：土壤环境问题的核心是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食品安全，实际上它的核心问题是从源头到餐桌的安全问题
王见：对现在的土壤环境研究，您最关注的点是什么?
陈怀满：农业环境的关注点，也是我们土壤环境关注的，土壤在农业环境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土壤环境问题的核心是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食品安全，实际上它的核心问题是从源头到餐桌的安全问题。
我们一直从事土壤环境的研究，重视环境质量和土壤质量之间的关系，也重视土壤质量和食品安全之间的关系。在核心问题的基础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掌握了核心问题和正确方法会事半功倍。
王见：对现在的污染修复您怎么看?
陈怀满：“修复”是个新名词，从传统来讲，我们过去叫土壤改良。我们国家对土壤质量的改进或改良一直很重视，现在所说的“修复”中还包含不少管理的内容，但往往被人忽视。
举个例子，有好多重金属污染问题片面强调了修复，但其实传统的水浆管理是防止农作物可食部分重金属污染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水稻生长后期，特别是在开花到灌浆期，如果把水分管理好，使其处于淹水状态下，有可能水稻吸收的重金属就很少，但是现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得到较高的关注度。
这是传统的管理措施，我们应该将现代技术和传统的经验结合起来，好的传统经验还是要保留和重视的。
王见：如果对传统的改良和管理措施重视不够会有什么影响?
陈怀满：可能有些东西花了很多精力、花了很多钱，还不如这些花钱不多的效果好。
王见：您最想看到的结果是什么?
陈怀满：规范化的清洁生产，它有利于土壤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土壤环境质量的保护。清洁生产是个专业名词，不同领域的专家可能有不同的定义，但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都是主要目的，在生产全过程当中控制每一步的物料平衡，使我们最后的产品处于一个优质的状态。
它是一个全过程的控制，不是某一个部分的控制，不是污染了再来修复，强调的是全过程，而不是末端治理或者终端来治理，这个思想要时刻保持。
你想想假如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控制它，直到整个过程完结，那生产这个产品造成的污染肯定就少。所以从土壤环境质量或者农业环境质量来讲，这个问题是我们需要非常关注和注意的，清洁生产思想应该贯穿始终。
王见：全过程管控，成本会很高吗?
陈怀满：不会，成本一定不高。比终端治理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当需要终端治理时，可能已经破坏严重了，很难恢复。我们提出来的负载容量管控法，实际上就是清洁生产中一个很重要的管控内容，我们不断观察土壤容量变化情况，一旦容量到了需要控制的程度，就要把各种源头削减、管控。
王见：那大家是按这个思路来进行吗?
陈怀满：可能还不是很普遍。
王见：有推广吗?有按指导性和方向性去做的吗?
陈怀满：可能有人在关心、在呼吁，但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规范化的条例。
清洁生产是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办法。负载容量管控其实是清洁生产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规范化的清洁生产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
（原标题：陈怀满-- 一辈子的土壤环保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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