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从2016年开始，以制度化方式推进，46个试点城市基本完成了预期目标。2021年开始全国269个城市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推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和资源化”，垃圾分类工作方兴未艾。2020年底，E20环境平台出版了《垃圾分类不简单》一书，在业内引起关注。书中对世界和中国的垃圾分类的历史的演进过程做了比较阐述，并针对46个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实践探索进行了理论和方法论总结，笔者有幸参与了相关章节的撰写工作，获益匪浅。当垃圾分类从试点走向全面推广，走向常态化，一些在试点中有效的经验和方法就不一定适用了，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此起彼伏的干扰下，垃圾分类“运动式”的推进，受到严重挑战，相关垃圾分类的项目的资金、资源不足，垃圾分类工作推进缓慢。政府、产业界以及民众对垃圾分类的认知也进入一个理性的阶段。
近两年笔者从垃圾分类的前端咨询转入垃圾分类的末端治理，得以从后端看前端，对垃圾分类的全过程、全流程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将一些观点与同行分享，对与不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垃圾分类目标的“繁”和“简”
笔者多次给从事垃圾分类的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做培训，说起垃圾分类的目的意义：一是彻底无害化，改善环境质量；二是资源最大化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的等级；三是完善社会治理结构，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改变民众价值观，引领绿色低碳生活。这些话错了吗？绝对没有。这是国家大义，所以赋予垃圾分类的意义肯定是“高大上”，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老百姓如何理解。垃圾分类是自己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没有旁观者。其实老百姓对垃圾分类的诉求很简单，一是小区干净、没有臭味，二是资源循环、变废为宝，三是实施简单、别太麻烦。2019年，笔者为某城市做垃圾分类顾问，当时的一位市长曾批示“垃圾分类要财力可承受、百姓可接受、模式可持续”，既有政府的角度也有老百姓的角度，非常务实的一个批示。但在当时全国试点的过程中，很多城市把目标定得过高，赋予的意义很多，行动过于猛烈(比如全方位的考核评比、全过程智能化等)，因为财力捉襟见肘，资源匹配又跟不上，导致面子工程多，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不能持续。
大浪退去，沉静下来细想，垃圾分类的本质就是减少资源消耗，同时将已产生垃圾中的有用东西循环利用起来，包括厨余垃圾中的有机质和可回收物中高值可利用的东西。减少资源消耗，就是垃圾的源头减量，需要从教育入手，特别是中小学生的教育，形成节约资源的良好习惯；资源循环利用主要是产业的事，前端对生产、流通企业进行资源消耗的约束，后端按市场化运作，循序渐进水到渠成。所以确定合理的质量目标，让老百姓能做到，财力和资源可支撑，才能保证良性循环，取得预期的效果。
二、社会治理的化“繁”为“简”
垃圾分类包括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处理，其中垃圾分类属于社会治理范畴、垃圾分类收运和处理属于产业治理范畴。2017年，上海推行垃圾分类惊艳了中国，全国纷纷效仿，各地出台了许多政策、措施。在垃圾分类环节，有分十几类的，有分8、9类的，也有分5、6类的，特别是对湿垃圾上海精细到了极致，很多城市学不来，也闹了不小笑话；在投放环节，“三定一督”，厨余垃圾必须破袋，不能有其他垃圾混入，让老百姓不胜其繁，抵触情绪大。这些“繁”其实是为了产业治理的“简”，前端分类质量高，后端处理的设施运行好，故障少。但是由老百姓承担的前端“繁”，是免费的，没有收益，后端的“简”是企业行为，是有政府付费和收益的。所以前端投放的“繁”如果超出了老百姓的“方便”尺度，自然会抵触，如果没有督导员的桶边督导，其实行效果必然“前恭后倨”。
先看一段历史，汉高祖的儿子刘恒，即汉文帝，继承皇位后，有人提出要定“礼”，汉文帝说：“繁礼饰貌，无意于礼，躬化为可耳，故罢之。”意思是说，照《礼记》的规矩，太繁琐了，讲话、走路、站、做、穿衣，生活上一点一滴都要小心谨慎，是繁礼，麻烦得很，专门讲表面，不是礼的真正精神，大家只要以身作则来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谈这个问题。因为“化繁为简”，汉朝出现“文景之治”的盛世。
垃圾分类是一个既是一个产业治理活动也是一个社会治理活动，同样需要“化繁为简”。北京在垃圾分类上推行“两桶一袋”，是个简便的方法。厨房一个垃圾桶装厨余垃圾，客厅一个垃圾桶装其他垃圾，可回收物进入回收袋(再生资源公司上门回收，百姓还可以得到环保奖金)，有害垃圾少，随时投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就可以。由于我们国家的餐饮习惯，厨余垃圾占到生活垃圾的50-60%，把他们100%分出来，理论上当然可以，但是执行上有问题，100%分出，老百姓就要把它当成一个专业的事情干，花时间花精力，但又没有好处，好比上面的讲“礼”，不可行。桶边的督导员若是将厨余垃圾在桶边替老百姓分出，其政府的采购成本又太高了，财力不可承受，无法持续。
在中国老百姓家庭的厨房里，垃圾桶里大部分是厨余垃圾，混入少量的纸张、塑料等在所难免，如果非要追求分类的“纯度”，就得长期实行桶边督导和督导员二次分拣，社会成本高。还有一个“小”问题，厨余垃圾投放时，现在要求破袋投放，塑料袋放入其他垃圾桶，旁边又没有洗手设施，老百姓觉得非常不便。如果我们后端的处理技术能够让老百姓无需破袋，他们就会觉得分类投放没什么不方便，那么支持垃圾分类的意愿就会自然持续。没有了上面的问题，定时和督导也可以从简，即方便了百姓，又可以减少政府前端垃圾分类的支出。
三、产业治理的化“繁”为“简”
前端的社会治理“化繁为简”了，后端的产业治理是不是要“化简为繁” 呢？当然不行，后端的服务政府是要支出成本的，越“繁”，政府支出越大。产业的“繁”，表现在收运的车辆增加、转运的站场增加、处理的用地增加、监管的人员增加，从而导致垃圾分类的收运成本、处理成本、监管成本、土地成本增加，这一切都是要政府埋单的，一个城市在垃圾分类工作上每年的支出从十亿到百亿不等。
所以产业治理也必须“化繁为简”，有三个方法可以实施。
一是收处园区化。包括三级园区化：中转站园区化、分拣中心园区化和协同处置园区化。中转站园区化：社区为单位，利用原来的其他垃圾中转站，增设有害垃圾暂存空间和厨余垃圾暂存或小型厨余垃圾处理一体机(1-2吨/日，如太原滨东花园转转站)；分拣中心园区化，是指以区、县为单位，利用大型中转站或新批一处用地(10-20亩之间)建设综合分拣中心，功能包括厨余垃圾集中处理(100吨/日以上)、大件垃圾处理、有害垃圾集中暂存、宣教中心、可回收物分拣打包等(如太原万柏林垃圾分拣中心、郑州金水区生活垃圾分拣中心)；协同处置园区化，以市为单位的静脉产业环卫园，功能包括垃圾焚烧(填埋)、餐厨垃圾、市政污泥、园林垃圾、医疗废弃物、病死畜禽、粪污、炉渣处理等(如佛山瀚蓝循环产业园、北京朝阳循环产业园、太原清徐环卫循环产业园等)。一个城市通过三级园区化，合理规划各类垃圾的收运半径路线、利用好现有的基础设施，实现垃圾分类的设施共享、用地共享、能源共享、信息共享、集中监管，降低投资运营成本，提高系统效率。
二是技术包容化。开发使用包容性的工艺，使处理设备能够吃“粗粮”。因为前端分类的容错性，导致物料成分有杂质，按照传统思路，成分复杂的物料需要多级预处理来保证处理设备吃“精料”。以厨余垃圾处理为例，某城市在刚开始垃圾分类时，厨余垃圾组分中易腐厨余垃圾占56%，各种杂质占到44%，基本是混合垃圾，后来提高分类质量，易腐厨余垃圾占到75%，杂质为25%。为了消除这些杂质，预处理工艺采取了破袋、磁选、风选、人工干预、滚筒筛、螺旋筛等措施，流程很长，经过这些环节，虽然得到比较纯的物料了用于厌氧，但是裹挟在杂质中的有机质被带走，这些杂质又进了焚烧厂(此种工艺下，预处理的残渣量达到40-50%)，导致后端厌氧能够利用的有机质减少，产沼量低，资源化效果没有达到预期，同时由于流程长，设备的卡堵缠绕故障多，设备运营还不稳定。这样，我们分出厨余垃圾的意义就大打折扣。
如果能开发出吃“粗粮”的处理工艺，缩短工艺流程，减少残渣率，提高沼气产率，厨余垃圾分类的价值就会很好的体现。例如北京洁绿环境在广州李坑厨余垃圾(1000吨/日)，安徽滁州厨余垃圾(300吨/日)，郑州金水区厨余垃圾(150吨/日)等项目中使用的“热水解+水力旋流+螺旋挤压”工艺缩短厨余垃圾预处理工艺50%，同时将预处理的残渣率降到20%，厌氧产沼量提高30-40%，该工艺还免除了破袋环节，可以很好包容前端老百姓没有破袋的习惯。
适用的技术，总是伴着实际的需求产生的。有人说垃圾分类是前端决定后端，有人说是后端决定前端。合理的前端目标产生真实的需求，后端的技术创新可以反过来支持前端需要达成的目标。要做到垃圾分类前后端的协调统一，需要本质思维、务实思维、系统思维，化繁为简，找到效率的最大公约数。
三是残渣兜底化。生活垃圾首先是垃圾，兼有资源属性，通过垃圾分类的相关处理后，仍有一些低值的物料不能彻底利用，比如可回收物中的陈腐纺织物、泡沫箱、无法利用的玻璃瓶等，厨余垃圾预处理产生的残渣和沼渣等、有害垃圾处理后的炉渣等，这些东西要么没有消纳渠道，要么再利用的成本极高，所以必须找到最简单、成本最低的方式处置，焚烧是最好的办法。我国目前的垃圾分类处理还是以焚烧为主，处理规模占到生活垃圾将近60%，填埋只在垃圾规模不足300吨/日的县市存在。焚烧专门针对混合垃圾，无论干垃圾、湿垃圾都可一烧了之，减量化效果好，还能变成可再生能源，作为兜底性处理设施是非常必要的。
我国当前实施垃圾分类，同时推动“无废城市”建设，两者相辅相成，分类和无废并不是说要不计成本的把垃圾全部资源化，而是在无害化的基础上，在综合成本可承受的情况下将垃圾中的资源按照3R原则进行循环利用，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持续平衡和发展。
原标题：垃圾分类：化“繁”为“简”之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