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力连续两年位居得分榜首。
排名2-6位的企业分别为民丰特纸、宏达股份、柳钢股份、上海石化、西部矿业，他们的得分都在75分以上。大部分企业则分布在25—75分的区间内，低于10分的企业只有普莱柯一家。
信息披露水平较高的前三甲分别为石化、造纸、钢铁，排名靠后的三个行业为制药、酿造、发酵。
关心环境的你想要了解大公司的环保状况?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这一愿望将实现的越来越容易。
2017年11月2日，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下设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研究小组发布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2017)》(以下简称《报告》)，旨在“从上市公司的视角出发，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状况开展科学评估，为相关学术研究及政策实践提供参考。”
报告表明，近3年来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透明度虽有了明显改善，以百分制计算，2016年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得分为41.52，分别比2015年和2014年的得分水平提高了4.66%和14.25%。
但不及格的得分仍然意味着只有小部分企业有系统的披露意识，大部分企业的信息披露仍处在“自发”状态，碎片化程度较高。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是此次研究的负责人，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呈现一个客观事实，即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企业发展和政策环境的变化。”
跟政府关联度大，披露水平高
《报告》反映出的是2016年度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情况。
为找出研究样本，研究小组选取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旗下14个重污染行业的172家上市公司，并对这些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报告书等公开披露资料，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的分析，辅之以实地考察、问卷调查、电话访谈等方式，从而形成了指数得分的排名结果。
李志青表示，筛选企业主要看其是否属于重点污染点源。如果企业在年报中注明自己是“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就会被纳入他们的研究名单。“但有些企业可能去年注明了，今年就没有注明。有些则停产了某一污染大的产品，从而脱离了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录。” 这使得样本里的公司数量每年都在变动，今年年中的报告是170家，2015年则是185家。
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如果不透明、不公开自己的环境信息，在环保趋严的政策环境下下可能会吃苦头。
深圳健康元药业集团近三年在环保及安全生产方面多次受到行政处罚，但在2016年11月的定增预案和2016年年报中，却并未提及。2017年3月，健康元在向证监会申请定增时，被证监会指出存在环境问题，要求其列表说明领受环保及安全生产方面有关处罚的情况。健康元延期半个月仍无法回复，后直接终止定增，改为配股融资。
2016年7月1日，在证监会的一场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晓军更直言，发行人募资金项目要要符合国家环境法律，最近36个月内收到环保相关行政处罚或者收到刑事处罚的，不得公开发股票。
2017年6月12日，证监会与环保部签署了《关于共同开展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的合作协议》，将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督促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落实环保责任。
李志青也感受到了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推动作用。“其他的推动，比如环保组织参与、社会舆论监督，发挥的作用比较小。政策的效果就目前来看，更明显和直接。”
2014—2016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得分逐年提高 相关报告截图 | 图
他还得出一个相应的结论：从企业属性而言，跟政府关联度大、规模大的企业，信息披露得分较高。李志青分析道，客观来看重污染企业一般处于国民经济里比较重要的领域，如石化、电力等行业，同时投资大、回报周期长，因而国企相对比较多。主观而言，“国企因为有社会责任的因素，一般也更重视环境信息披露。”
环保政策之外，“绿色”的金融环境，更与企业经营直接相关。“资本市场对这种披露是不是有鼓励，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比如我们提倡绿色信贷，如果你污染高，银行可能会限制对你的贷款。目前银行已经在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李志青说。
石化行业环境信息披露较好
《报告》显示，172家样本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的平均分为41.52分，但标准差达到了16.38，表明企业间的得分水平差异较大。
相关报告截图 | 图
上海电力连续两年位居得分榜首。报告评价，该企业在环境披露信息十分全面细致，在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中均有详细披露相关环境信息。
排名2-6位的企业分别为民丰特纸、宏达股份、柳钢股份、上海石化、西部矿业，他们的得分都在75分以上。大部分企业则分布在25—75分的区间内，低于10分的企业只有普莱柯一家。
研究小组在信息披露水平高的企业发现一些有共性的特点，如会有专人负责环境信息披露，领导层也比较重视。“有的企业给我们的回函里都是最高领导的批示。”反映出企业内部已经形成了环境信息披露治理机制。
从行业角度分析，信息披露水平较高的前三甲分别为石化、造纸、钢铁，排名靠后的三个行业为制药、酿造、发酵。石化行业与发酵行业的得分差距达到了30分以上。报告据此指出，从行业分布的角度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基本上与行业的污染特性相关，污染较密集的行业在披露上的水平较高。
相关报告截图 | 图
“后几位一直比较差，因为这些行业的总排污占比不大，且以水污染为主，不像大气那么容易感受到，所以压力小一些。”李志青分析，石化、造纸、钢铁是国家近年来严格监管的行业，自身压力比较大，因而更具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力。
“与去年相比，水平高的行业与水平低的行业之间的差距稍微有点缩小。”李志青补充道。
还有更多积极因素。研究小组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由第三方帮助建立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第三方包括了NGO和一些做环境咨询服务的企业。这也反映出了相关市场的发展。
强制信息披露应针对可定量的指标
《报告》的研究主要通过5大视角(一级指标)——愿景、经济、治理、排放以及碳指标，来审视企业内部环境信息的公开披露情况。一级指标下设20个二级指标，包括“碳排放量和减排量”、“碳减排目标”、“对合作企业的环保要求”等。
相关报告截图 | 图
报告显示，从分类指标来看，有98.3%的企业对“环境政策、方针和理念”进行了披露，该项指标的披露率最高。披露率居其次的是“环保设施的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和“三废处理情况”这两个指标，披露率均在80%以上。相较而言，仅有15.1%的企业披露了“对合作企业的环保要求”，而“碳排放量和减排量”、“碳减排目标”这两项指标披露率也低于30%。
“总体而言，企业对政策、愿景披露的好，细节却披露的少。”李志青称。这反映出企业对信息披露的随意性以及避重就轻的心态。《报告》因而对每种指标的权重也有所区分，定性的指标(政策、意愿等)权重较低，定量(碳排放量等)的指标权重较高。
目前，国家层面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强制披露规定尚未出台。业内普遍对这项襁褓中的制度抱有厚望，希望其可以促进中国的环境信息公开事业，并倒推企业完善环境治理。但要使强制披露制度发挥效用，则需要更具针对性。
李志青指出，强制披露制度应该针对“企业不愿公布的、或者定量的指标”提出更严格的规定。同时，也应出台行业性的针对性规定，比如没有生产环节污染的贸易类企业，应该强制其披露对合作企业的环保要求，最好促使其披露合作企业的环保信息。这也是绿色供应链所强调的内容。
李志青回忆，研究小组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是从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开始着手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看到了一个趋势：差不多规模、差不多雇佣人数的企业，信息披露更好则市场表现更好。“目前还分不清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但至少反映出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经营水平存在相关性”。
他希望，随着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的建设，以及企业环保意识的增强，这种相关性将不断提升，最终使环境信息披露成为企业市场表现和优良绩效的“因”。
来源:千篇一绿 作者:杨凯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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