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新闻》1月2日文章，原题：中国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处理，真的能顺利进行吗?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垃圾处理问题日益严峻。2017年3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中国的这一尝试对于那些在垃圾处理方面具有较高竞争力的日本厂商而言是一个增加订单的机会。
在此之前，中国的垃圾收集只是停留在随意收集居民区附近垃圾桶里的垃圾而已，而且没有限制居民扔垃圾的时间。但是2018年实行的垃圾分类处理方案将垃圾分为生活垃圾、一般垃圾、资源垃圾、有害垃圾四类，而且在居民区前放置四个颜色不同的垃圾桶以便居民区别。生活垃圾和一般垃圾基本上每日一收，资源垃圾和有害垃圾积累到一定量后居民可以联系垃圾收集处，便有专人前来处理。在上海实行垃圾分类处理方案的小区中，扔垃圾的最佳时间是7-10点及17-20点，因为这两个时间段都会有指导员进行垃圾分类指导。
实施垃圾分类处理明显缩短了垃圾收集车的工作时间，但是要在全国实行这一方案并非易事。
首先，中国的垃圾排放量是一个大问题。京都精华大学学者预测中国现在每年产生的垃圾总量超过4亿吨。中国国内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均每日垃圾排放量是1.16kg，按此基准来算，中国国内垃圾排放量一年可达5.8亿吨。日本环境省的数据显示，日本一年的垃圾排放量是4317万吨，中国的垃圾总排放量是日本的10倍。
其次，垃圾分类收集已经在中国普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便成为当务之急。从中国媒体的报道来看，中国并没有具体谈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技术和成果，只是提及应多向日本学习。
像日本一样管垃圾，可行吗?
日本明星长泽雅美主演的新电影里，有一幕特别有意思，女主人公一气之下要把男朋友的东西装进垃圾袋，扔之前，却有条不紊地给这些东西分类。而在日剧《打工仔买房记》中，男主人公扔出去的垃圾，被心怀恶意的邻居混入异类垃圾，这袋垃圾因此被退回。类似的垃圾分类剧情，不只存在电影中，而是在每个日本普通人的生活中。
垃圾治理这个全球性难题，日本用27年形成全民参与的氛围，德国把垃圾分类当一项系统工程，大约40年才见效果。接下来，中国该怎么做?照搬日本垃圾分类的成熟经验行不行?
日本为什么要垃圾分类?
扔垃圾，在中国人的习惯里并没有什么难度，喝完的饮料瓶对着垃圾桶，精准投射，两秒钟完成任务。但如果你到日本还这么做，不仅面临不小的罚款，还可能被工作人员“愤怒退回”。乱扔垃圾的代价，一般人可负担不起，最高可判5年有期徒刑，并罚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0万元)。
高度自律、法治约束、特别麻烦，日本人扔垃圾，为啥一定要这么“上纲上线”?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刘建国教授认为，实行垃圾分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50年前，日本还不是垃圾分类的“佼佼者”，垃圾围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他们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采用填埋方式处理垃圾。在日本，垃圾处理占比最大的方式是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日本有占全球70%的焚烧厂网络，承担了日本超过1/3的城市固体废弃物的处理重任。但过度依赖垃圾焚烧，导致日本大气中的二恶英含量严重超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二恶英大国”。
为了解决这个环境难题，1970年日本政府从垃圾源头着手，发起了大规模的垃圾分类和回收运动，但效果也并非立竿见影。直到十年后的1980年，垃圾分类才算在日本民众中推行开来。“一开始基于焚烧的垃圾系统，只分可燃与不可燃两种，后来分类框架基本没怎么变，只是在资源垃圾上越分越细。”
刘建国告诉《新民周刊》，垃圾分类在日本的深化推进，除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还因为“垃圾出口”是一笔不错的生意。
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日本2017年排出塑料垃圾900万吨左右，其中有140万吨出口，出口至中国的高达72%，通过循环利用成为再生塑料和纤维原料的占23%。
垃圾严格分类后，不仅产生了资源处理受益，也倒逼了日本垃圾减量，创下了人均垃圾产量只有410公斤的世界最低。
日本垃圾分类有多细?媒体报道称，日本横滨的垃圾分类手册多达27页，518项条款，规定之细致，操作之严谨，令人匪夷所思。公众不仅要搞清楚哪一种垃圾放进哪一个垃圾桶，而且，扔垃圾之前还要按照规定分拆或者清洗。香烟盒，要分三类丢弃，外包装是塑料，盒子是纸，铝箔是金属;矿泉水瓶，要拧下盖子，撕掉包装，把瓶子洗干净、踩扁，然后分别丢弃。
还有些垃圾，清理起来更加麻烦。比如，长度过长的木棒，被砍成50厘米等长整齐捆绑起来;用完的油桶会抹布擦干净，用报纸堵住瓶口;打碎的陶器、玻璃、刀片等危险物品，用报纸包好，必须写上“危险”二字;用过的喷雾器，一定要扎个洞，防止出现爆炸现象;电池、灯管一定要带到超市统一回收，直径超过50厘米的坐垫，需要花钱才能扔等。
在东京留学的中国大二学生Saya，一年前与公寓房东签订了“扔垃圾保证书”，除了保证会遵守政府扔垃圾规范，她还必须遵守房东的要求，比如不能一次性扔出大量垃圾，不能提前扔。这名留学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周垃圾回收时间改在周六早上6：00—8：30，Saya只能早早从床上爬起来扔垃圾。
分类后的垃圾去了哪里?日本的垃圾处理站叫做资源循环站，变废为宝是第一要义。报纸被送到造纸厂，用来生产再生纸;饮料瓶、罐和塑料等被送到工厂处理后做成产品;电视和冰箱等被送到专门的企业进行分解和处理;大衣柜和写字台会被粉碎型垃圾车吞进肚子后，进行再次分类，最后剩下的垃圾渣用来铺路与填海，东京著名的商业区台场，有一半的面积都是垃圾填出来的。
“复制”日本为什么不行
环保业界一直存在这样的争论：日本垃圾分类做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复制到中国?事实上，日本国内对于垃圾分类利弊也有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高代价的垃圾分类换来的“循环型环保社会”，会不会存在“投入产出比”的巨大失衡?中部大学教授武田邦彦称：他的学生曾就职于名古屋垃圾回收公司，目睹了垃圾站给仔细分类后的垃圾开出“回收证明”，转身却又将它们送进焚烧炉的事实。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3年的数据统计，日本垃圾的“回收再利用率”低于20%，那么，既然80%垃圾的宿命还是焚烧厂，是不是就断定了垃圾分类本身是在做“无用功”?刘建国教授认为，以焚烧率这一点来反驳日本垃圾分类的价值，显然失之偏颇。“分类不是为了不烧，而是为了好烧及少烧，焚烧与分类并不矛盾，两者的发展成正比例增长。”
如果你再算一笔账的话，垃圾分类体系的构建可以说是一桩划算的买卖。首先它实现了最重要最根本的目标：节约资源，形成了绿色化、集约化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其次，通过这种体系，倒逼我们少产生一点垃圾，由此可见，日本模式对于中国仍然有借鉴意义。“垃圾分类这个事情，我们是一定要做的，但问题在于怎么去做。”刘建国认为，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来看，原封不动地复制日本几乎不可能。
刘建国认为，中国还没有将垃圾分类看作一个动态发展的完整链条，就像“木桶理论”一样，只单一推行科普投放或运输配套，都不可能装满“一整桶水”。
此前的几十年，中国居民依赖由废品回收者、环卫企业、垃圾处理场形成的垃圾处理链条，但现在，完全依靠市场驱动的垃圾分类和回收，显然已经不适合经济发展的需要。过去的方式，垃圾回收和再利用阶段缺乏有效监管，导致部分垃圾回收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流入“三无企业”，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环境污染。
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垃圾分类体系的建成更不会一蹴而就。
先定一个小目标
在垃圾分类的议题上，中国究竟该从哪一点入手?
刘建国认为，垃圾分类真正的出路，在于个人与政府先要走好扎实的第一步。
首先要解决公众的观念问题。在上海凉城路一个小区，实行“定时定点”扔垃圾试点， 60岁的闫阿姨每天必来打卡，她主要的动力来自绿色账户的积分。
如果民众目前还难以自觉分类，刘建国建议，不如先做好适度分类，至少保证分拣过程中垃圾的“纯度”。例如，只要厨余垃圾中没有杂质，那么只分拣出占垃圾总量10%的厨余，其环境效果也优于分拣出50%名为厨余实则是混合垃圾的废弃物。
其次，政府层面要对不执行垃圾分类的行为进行约束。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研究室的周海霞认为，“如果违规者无‘痛感’，那么垃圾强制分类很难实现”。2017年，《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实行“由鼓励到强制”的垃圾分类，目标是达到2020年35%以上的回收率。
另外，刘建国认为，要拒绝废品回收的“作坊式发展”，提倡“高质量发展”，站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统筹考虑，在算清总账的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将废品回收系统与垃圾处理系统协调一致，即“两网并一网”，才能在符合环境保护标准和质量要求的前提下，使得回收利用清洁、高效、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减量回收。
不管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推行垃圾分类，我们都可以先定一个“人人都可做到”的小目标：将剩菜剩饭等厨余垃圾扔进垃圾桶之前，尽可能先将水沥干，垃圾含水率低了，重量就少了，品质也提升了，后续资源回收效率和二次污染控制水平也就提高了，这，看似举手之劳，实则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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